幾年前，出版界和評論界曾經(jīng)將一個頗具潛力的“70后”作家群體命名為“中間代”，被歸于其中的就有路內、阿乙、馮唐、曹寇、盛可以、任曉雯等。如今，“中間代”這個含混而缺乏定義要素的概念已經(jīng)被慢慢淡忘，而那個時候尚處成長期的一群寫作者卻早已從過渡意義十足的“中間代”成長為獨當一面的“中堅代”。曹寇居于其中，以“瑣碎庸常”立足，也因“瑣碎庸常”而被賦予意義。

《金鏈漢子之歌》收錄了曹寇新近創(chuàng)作的三部中篇小說，一頭一尾的《金鏈漢子之歌》和《塘村概略》　都是最具曹寇小說地域特色的“塘村紀事”，而夾在中間的《水城兄弟》則是曹寇取材于“代氏兄弟千里追兇”的真實事件所創(chuàng)作的一篇“非虛構作品”。在慣常思維中，虛構寫作和非虛構寫作，無論是在創(chuàng)作手法還是在真實性和代入感上都有天壤之別，但奇怪的是，順著曹寇似乎別有用心的篇目排序讀下來，從“虛構的”到“非虛構的”再到“虛構的”，并不會讓人察覺出什么明顯的差異，也就是說，如果將真實的“水城”置換成曹寇虛擬的地理坐標“塘村”，既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，也不會讓人感到這是一篇混雜在曹寇小說集中非曹寇風格的作品。當然，曹寇的用意也再清楚不過了，他證明了自己作為成熟小說家的一項必備技能，那就是用似真性來打破虛構和真實之間清晰明朗的界限，讓讀者像曹寇實地調查走訪“水城事件”一樣，走進虛構故事里，站到了虛構主人公身邊，體會著評論家陳曉明所說的那種曹寇式的“無聊現(xiàn)實主義”。

“死亡”是書中三篇小說共有的情節(jié)要素，無論是李健、代天云還是葛珊珊的死，幾乎都貫穿了小說敘事的始終，成為支撐故事發(fā)展的主線。既然都是非正常死亡，自然也就兼具了偶然性和戲劇性，比如代天云似乎原本命不該死，但最終他還是死了，就因為殺人者順手牽走了他的手機;比如李健的過失殺人本來只需要坐幾年牢，可偏偏受害人挑了個大橋合龍的好日子，哭鬧到了剪彩的首長那邊;又比如葛珊珊被一群路人暴揍而死，原因不僅僅是群眾對于她是人販子的錯誤預估，更重要的竟然還是她的其貌不揚。然而，曹寇似乎無心渲染死亡之慘烈，也無心以偶然性來詮釋結果之必然，他既不像余華以走向死亡的過程來鋪陳人性的張力，也不像蘇童把死亡講述得好像一場必然而至的儀式，而是出人意料地將一切沖突和意外潛藏在了紙漿之中。對曹寇來說，無論是追溯死因還是追蹤死亡，都不是為了重現(xiàn)真相、彌補未知，而是和他記敘生者的吃飯睡覺一樣，目的都是為了展現(xiàn)平庸繁雜無奈，只不過對于死亡的獵奇更容易把那幫零余無聊的人們集聚到一起，便于集中曝曬罷了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雖然小說中的一群虛構人物都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性格缺陷，但曹寇似乎從來都沒有把他們隔絕在自己之外，就像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的那樣，有時在家門口無聊閑逛，無論是看到來去匆匆的行人，聽到口音復雜的爭吵謾罵，還是和街頭混混打了一架，都會有種自然的親切感和認同感，“覺得世界本來就是如此”。這么說來，曹寇的小說似乎只不過是為了展現(xiàn)我們每個人庸常、瑣碎、粗鄙的日常生活罷了，至于說要上升到道德批判和人性剖析的高度，估計他還真沒這點想法。

有次接受媒體采訪，談及給小說人物起名的問題時，曹寇說：“名字真的不重要，費勁起名字的作家在我看來都很傻。”話雖如此，但我們還真不能說曹寇對那些人物的命名就都是隨心所欲、信手拈來的。在《金鏈漢子之歌》中，人物的姓名大概分為兩類，一類是王奎、張亮、葛珊珊、張明這些再普通不過的市井名字，另一類就是趙志明、朱慶和這些曹寇身邊作家朋友的真名。一方面，曹寇讓擁有最為日常姓名的人物來從事中年警察、傳單發(fā)放員、魚塘承包商、小學代課老師這些最為基層的職業(yè)，涉足打架斗毆、街頭圍觀、跟風使壞、迎合吹捧這些最為見怪不怪的生活，必定是最本真也最為合宜的，曹寇在紙上記述他們的故事，其實是在關涉著那些無處不在的真實的王奎、張亮、葛珊珊、張明;另一方面，曹寇讓真實的姓名和虛構的姓名同臺糾纏，當然也是他為了模糊虛構和真實所設下的另一重暗示。

關鍵詞： 金鏈漢子之歌 瑣碎日常